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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保持沉默见律师的权利““你律师就在隔壁号子里”:传知行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开户送彩金可提现  发表时间:2018-06-06 19:37

  各位关心传知行的师友,

  非常感谢大家半年来的关心,传知行涉嫌非法经营案已于2015年4月15日移送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了,现将传知行半年来的遭遇告诉大家,望大家继续关注传知行案。

  传知行案新近情况:

  2015年4月15日,传知行涉嫌非法经营案由北京市公安局移送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与行政主管何正军也于当日由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换押至海淀看守所。

  郭玉闪的辩护人李瑾律师于4月24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进行了第一次阅卷,卷宗共有36本。何正军的辩护人袭详栋律师和李金星律师目前正在联系阅卷。

  4月21日,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到海淀区看守所递交手续要求会见委托人郭玉闪,看守所告知需得到海淀区检察院的许可。同日,潘律师向检察院递交了委托手续,检察院表示三天后答复。由于周五没能联系上检察官,无法得知审查结果,将在下周继续跟进此事。

  传知行半年来的遭遇:

  传知行这次包括律师在内先后有5人(另外还有已取保的第二任所长黄凯平和前成员陈坤)身陷牢狱之灾,起因却是一件与传知行毫不相干的事。

  2014年10月1日,传知行前成员、立大青年活动中心总干事陈堃的女朋友凌丽莎在北大张贴支持香港“占中”的小黄伞图标而被刑事拘留,接着陈堃于10月6日被国保带走。凌丽莎在复印店打印小黄伞图标时开过一张发票,发票抬头写的却是传知行。警察便借口郭玉闪及传知行研究所与此事有关,于10月9日凌晨2点腾讯分分彩开奖结果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刑拘了郭玉闪,并同时抄走了传知行办公室的所有台试机、笔记本电脑、光盘、移动硬盘、U盘、摄像机、照相机、录像带、录音带等各种带储存功能的电子设备。10月10日中午,传知行现任负责人黄凯平被警察从办公室带走。

  事实上,凌丽莎虽然不知何故开了抬头为传知行的发票,但她的个人行为与传知行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郭玉闪还是传知行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香港的“占中”,也没有支持“占中”的实际行动。即使是陈堃,他对自己的女朋友要去张贴海报声援“占中”也事先不知情,直到女朋友被刑拘自己从台湾提前赶回来才弄清楚女朋友被刑拘的原委。

  这么简单的事实很容易查清楚,但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糟糕。10月底,行政主管何正军接到北京市国税局通知去领取以查税之名被扣押了近1年的传知行的财务账本,何正军刚到税务部门办公室,七八名警察突然也出现在税务局的办公室里,直接收走了这些账本。接下来郭玉闪辩护律师夏霖于11月8日被警察带走,其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刑拘。11月9日,国保又一次查抄了传知行办公室,抄走了公章、合同以及传知行印刷的研究报告。11月26日,何正军被国保以约谈之名带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罪名为涉嫌“非法经营”,警察同时也查抄了他的住所。同一天,与立人图书馆关系密切的薜野与柳建树也被北京巿海淀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羁押在北京巿第一看守所。接下来,传知行的研究员纷纷被频繁传唤,曾经在2003年因言获罪而蹲了8年冤狱的杨子立于是决定逃离北京。2014年12月,在逃亡途中的杨子立向北京一名李姓的国保发出一封公开信,称“如果我真的罪行重大,有网上通缉令,那我立即去自首,否则我还将继续我的流亡生涯”,他还回忆了自己曾经经历的“四君子案”,他说“我们当时只要开口说话,能够呈堂的都是有罪证供。仅仅凭着‘莫须有’三个字,我们四个年轻人就在监狱中变成了中年人,健康、意志和智力都受到严重损害。”在祖国“流亡”四个月后,杨子立于2015年3月24号在蚌埠友人家中被当地警察带走,遣返回北京。

  郭玉闪被刑拘腾讯分分彩开奖结果之后的80多天里,律师一直无法会见,直到2015年1月6日,郭玉闪妻子潘海霞接到逮捕通知书才得知郭已于3天前被北京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涉嫌罪名变成了“非法经营罪”;何正军被刑拘之后,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一直被剥夺,律师袭祥栋经过多次抗争之后,才终于在2015年1月7日见到何正军,这次会见中,何对办案单位调查了解“传知行”的情况未做任何避讳,并表示“传知行”的运行以及研究的课题都是正当、光明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同时何坚持认为自己以及同事没有实施任何经营活动,更谈不上“非法经营”犯罪了。

  黄凯平自被警察带走之后就一直处于被迫失踪的状态,警方一直没有给黄凯平家属出示过法律文书,甚至也没有口头通知,黄凯平的律师张磊与家属跑遍了北京各看守所也没有获知黄凯平被羁押在何处,家属向警方询问、向督察办投诉、向检察院控告也没有结果。幸运的是检察院最终没有批准逮捕黄凯平,2015年1月28日,警方让黄凯平办理取保回到了家中,取保时的罪名为“非法经营罪”。

  所谓非法经营的唯一“罪证”:印刷研究报告

  所谓传知行涉嫌非法经营,唯一的“罪证”就是传知行从2007年成立以来,前后共印刷了19000册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都是传知行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各种场合免费赠送给师友同道,不仅获得了专业领域内的关注与认可,而且社会反响良好,甚至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也向这些报告表示了赞许。传知行的报告发布了这么多年没人过问,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都有印刷过内部资料的行为,独独传知行现在被定为非法经营,这是选择性执法。

  附:北京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

  北京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

  京公预诉字[2015]1005号

  犯罪嫌疑人郭玉闪,男,1977年8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汉族,硕士文化,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4年10月9日我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8日,执行监视居住。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于2015年1月3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何正军,男,1982年1月26日出生,身份证号:*****************,汉族,中专文化,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行政部主管,群众,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巴中市***************,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14年11月26日我局刑事拘留,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于2015年1月3日被我局依法逮捕。

  犯罪嫌疑人郭玉闪、何正军涉嫌非法经营一案,系我局在侦查郭玉闪涉嫌寻衅滋事一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郭玉闪、何正军先后于2014年10月9日、11月26日被抓获归案,现该案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自2007年3月,犯罪嫌疑人郭玉闪等人成立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资源楼307室),利用德国博尓、诺曼、美国CIPE、加拿大PI等境内外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社会领域进行调研,撰写相关领域调研报告及文章,在大学等社会场所开办演讲会,编制演讲稿文集。郭玉闪、何正军负责将调研报告、文集非法印刷成书籍并进行发放。2007年至2014年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印制非法出版物图书1万9千余册(已鉴定)。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版物审查鉴定书、文检鉴定书、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郭玉闪、何正军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北京市公安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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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主义的起源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极权主义的逻辑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极权主义为什么反对容忍

  2010年,乌克兰举办了一个名为“1920到1950年代在乌克兰的极权主义恐怖”的展览。展览组织者说,举办展览的目的是想让乌克兰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苏共斯大林制度的犯罪行为。通过展览,人们能知道,当有人试图反抗极权极权统治,试图争取乌克兰独立时,极权政权当年如何残暴镇压那些人。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克鲁茨克说:“纳粹法西斯占领乌克兰的3到4年的时间里曾杀害了许多乌克兰人。但极权统治乌克兰70多年,镇压和迫害从未停止过。”

  镇压和恐怖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希特勒和斯大林代表的极权主义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话,现在的朝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活着的案例。现在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能假定这些极权主义者都是一种偏爱镇压与恐怖的虐待狂。如果是那样,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有消息说,朝鲜前一段对张成泽的处决,对一些看A片的人处决,都是用机关枪扫射的。甚至有消息说,有时用迫击炮进行轰炸。同时还要组织人们集体观看。这说明,在极权主义体制中,镇压和恐怖甚至成为一种表演的仪式。这说明恐怖对于体质是有意义的。

  当然,在过去很多体制中,都存在过这种仪式。比如通常说的杀头示众等。但极权主义的恐怖是登峰造极的。“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上面的话。肖斯塔科维奇的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浸透到骨子里的恐惧。

  有人说,恐怖可以使人服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历史上任何体制都需要服从,但为什么极权主义体制可以将恐怖与镇压运用得如此广泛和极端?这种体制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其实,任何体制中都会存在不满、批评、反对和不服从。但不同体制的区别往往在于容忍这些因素的弹性不同。极权主义体制似乎是最不能容忍反对的。这与极权主义的特性有关。

  极权主义之不能容忍反对,首先要注意的是,是他的理直气壮。当然有人会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对,是因为利益。我的看法是,利益动机的明显化,是在其堕落时期。在原型的极权主义中,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对,可能恰恰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因为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即只有他才掌握着绝对真理。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极权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运动还是作为一种体制,都要求一种集中的权力,同时又要求这种集中的权力能够与作为其基础的群众相联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里的民主是联系群众的方式,而集中是确保权力的专断。

  为了形成这样的权力与权威结构,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一个能作为这种意识形态化身的领袖,一个由这个领袖控制和统辖的政党,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维系所有这一切的是其神圣性。之所以不能允许质疑、批评和反对,是为了维护这种神圣性。没有这种神圣性,组织就失去了力量,与群众的联系就会中断。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极权主义对反对的警惕,也许与其对过去经历的记忆有关。极权主义要建立体制,政变与革命是两个基本途径。而无论经由哪种途径,他感受的都是一个敌对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敌意性的记忆,也许是其后来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极权主义对反对的警惕,也许与其对过去经历的记忆有关。极权主义要建立体制,政变与革命是两个基本途径。而无论经由哪种途径,他感受的都是一个敌对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敌意性的记忆,也许是其后来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极权主义如何利用恐惧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

  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一篇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这样写道。

  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着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体现的这种恐惧,是我们理解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

  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说,统治与强力总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任何社会中,统治者总会努力使人们害怕一些东西。但在极权主义制度中,恐惧在统治手段中占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如前所说,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无所不在,渗透一切。但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权力是通过一个续谱不断延伸的。这个续谱的第一段,是直接的权力,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总体性的。但尽管这个权力是总体性的,其延伸是有边界的。于是,接着这种统治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续谱的第二段,由权力制造出来的恐惧氛围。在这个领域,不用权力直接发挥作用,它制造出的恐惧氛围就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恐惧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边界的,这时起作用的,就是续谱的第三段,即由恐惧氛围的内化而形成的自我约束。

  因此,制造恐惧,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往往通过表演性的仪式来进行。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正恩的前女友、朝鲜歌手玄松月等10多位著名艺术家涉嫌违背金正恩的指示,制作、销售淫秽物品,8月20日被公开枪决。消息说,“公开处刑是在银河水、王在山、牡丹峰等朝鲜主要艺术团员和死刑犯家属面前,用机关枪枪决。”而在这之前,更具表演情节的是,金正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经将一批朝鲜高官用迫击炮处决,即把受刑的人置于弹着点用火炮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机关枪和迫击炮行刑的方式。它的作用,不仅是要结束行刑对象的生命,而是要产生一种极大的震慑力。这种震慑力超出一般人们对死亡恐惧的想象。

  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起码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

  人们通常说,死都不怕,害怕什么。这句话表明,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至少对我们一般的俗人来说是如此。但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制造出一种超出对死亡恐惧的恐惧。举个例子来说,人们经常对一件事情感到不解。即在大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宁可饿死在粮仓旁边也不抢夺粮仓中的粮食。人们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不抢粮仓,眼看自己要饿死了,害怕什么?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问题就在这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就是有比死更可怕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去抢了粮仓,不但自己还是逃脱不了一死的命运,把自己的家人,甚至子孙后代也毁了。子孙后代就会成为反革命家属,要为他的这种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很可能是祖祖辈辈的代价。

  第二、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塑造了一个老大哥的人物,他从不露面,但又无所不在,监视着人们的一切。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吊诡的是,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弥漫性的恐惧,但其结果却是,形成了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更严重的依赖,因为,似乎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只有极权主义才能为你提供某种保证。因此,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是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与对极权主义崩溃的恐惧同时并存,甚至有时更担忧极权主义的崩溃。

  第三、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

  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主持人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十秒钟。那天他在街上拦下二十个路人,他向二十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二十个人中,有十九个人的回答基本相同。十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似乎生怕自己说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谁都清楚主持人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他们仍然不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甚至有人说,如果您明天采访我,或许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客案。那天这位主持人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他们总是害怕出错。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其实,只有恐惧升华为一种自我约束的时候,恐惧的效力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接着的问题是,这种独特的恐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恐惧又是如何被强化的或再生产?这里需要注意极权主义恐惧制造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第一、你不知道你会因为什么而受到惩罚。这样的恐惧才会无边无沿。

  第二、你不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样,惩罚所造成的恐惧效应可以倍增。

  第三、你不知道这种惩罚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对于惩罚的猜测和等待,是制造和强化恐惧的有效手段,因为可以令你终日战战兢兢。

  总而言之一句话,极权主义制造恐惧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不确定性,只有这种不确定性才能造成恐惧效应的扩大。同时,也只有不确定性才能形成你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而不确定性起作用的条件,就是权力的总体性和任意性。任意性才能造成不确定性,而总体性才能扩大任意性的空间。可以试想,面对一个流氓和面对一个疯子,哪个令你更恐惧?因此可以说,权力的总体性才导致恐惧的无所不在。而超越了恐惧的边界的地方,才是自由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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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爆仓是股市投资者的噩梦,目前中国股市最大的风险不是上涨过快,而是杠杆过高。以负债推动A股市场上涨是不合适的,相当于企业去杠杆,投资者加杠杆,是对投资者智商的嘲弄。

  中国股票市场融资余额屡创新高,4月16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达到17461.93亿元的历史峰值,20日、21日、22日A股融资余额买入额分别达到2448.31亿元、2115.78亿元、2483.11亿元,其中22日单日融资买入额创出了年内新高,并拉动市场融资余额创出1.75万亿元的天量,融资借钱炒股热度空前。

  官方媒体鼓吹大牛市很不合适,控制市场整体风险,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才是根本。中国股票市场从来没有出过大乱子,是因为从来没有大规模利用杠杆进行过股市投资。A股市场熊长牛短,熊市到来时,普通投资者手握一把股票熬过寒冬,等待下一个股市春天的到来。他们心平气和,因为没有负债、不会破产,最多生活品质稍有下降。整体金融体系也没有因为熊市受严重侵蚀,没有高杠杆全面崩溃,不会波及到其他金融机构。

  杠杆率升高、借钱炒股,一旦股市下行,就会发生可怕的踩踏事件,甚至金融危机。

  A股市场融资从无到有,发展非常疯狂。近日,麦格理银行发布报告指出,表面上,A股杠杆率为温和的3.3%,若只按流通盘计算,这个比例就一下子升至8.3%。台湾地区股市杠杆率是1.4%、美国2.5%,日本0.8%。即使在过去30年的时间范围中,最高也只有台湾创下过6%的杠杆率。A股这个大赌场中的赌徒们甘冒最大的风险火中取栗。

  彭博数据显示,中国股市流通市值仅占总市值的40%,在全球排位靠后,远远低于台湾股市的65%、日本股市的75%以及美国股市的94%。彭博对流通盘的定义是:基于可公开交易的自由流通股的市值。自由流通股数通过从总股数中减去内部人员与非活跃持有人所持股份计算得出。

  卷入融资的资金在增加,杠杆也在加长。根据《华尔街见闻》的数据,2015年债券回购可以放大到5-10倍杠杆;P2P配资的杠杆率是5-10倍,极端的15倍;融资融券是1.5倍杠杆。根据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的估算,伞形信托、增资配股总的规模大约4000亿左右。民间配资和P2P配资的平台规模较为隐蔽,无从统计,但据网贷之家的报道,P2P股票配资交易规模可能达1000亿。李大霄认为:伞形信托5000亿,但融资融券和伞形信托配资加起来的杠杆资金规模超过2万亿,已经占A股有效流通市值的10%左右。

  券商谋求扩大融资规模,不断补充资本金。4月22日,《证券时报》报道,国信证券上市3个月宣布筹划再融资事项,广发H股上市,海通、中信拟H股再融资,华泰证券及光大证券拟发行H股,53家券商排队准备上市。

  融资类业务已成券商增长最快业务,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证券行业融资融券业务利息及佣金收入合计592.74亿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达到22.77%,其中利息收入446.24亿元,佣金收入146.5亿元。今年一季度不少券商的两融业务总收入占比已超过30%,个别甚至接近40%,超过去年上半年收入占比。获得或者拆借便宜钱向投资者拆出资金将成为主要赢利方式,银行、民间配资公司、信托等一齐狂欢。

  高息拆借其实是高利贷变种,券商融给投资者获得8%以上的收益,其他人拆给券商,举国若狂把资金投入股票融资市场,融资者当然相信自己独具慧眼,投资的股票一定能上涨。目前利率还在上升,4月23日《华夏时报》报道,叫停伞形信托后,配资公司上浮融资利息。由于股市涨幅很大,配资公司降低杠杆,从5倍到3倍。另一家理财公司负责人表示,伞形信托融资成本年息在13%之上,可以寻找还在发行的伞形信托配资,年息为9%,但要收取服务费。投资者获得更高才能覆盖整个链条上的成本。

  杠杆牛节奏更快、波动大,一旦崩溃将全线失守。南北车让投资者活了又死、死去活来就是最好的案例,从4月7日到17日的9个交易日里,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双双收出7个涨停,累计涨幅分别达到111.18%和108.9%。而后南北车于21、22日两天暴跌,23日收阳,而后大涨,25日居然涨停。

  南北车暴跌让市场出现一片惊鸿,短短两日的暴跌让融资客买入南北车的投资者如坐针毡。而涨停又让斩仓的投资者痛苦不已。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折算比例为0.7和0.6。若投资者拥有100万元资金对南北车进行重复担保投资的话,最多可以融到116.67万元的担保资金,投资者将共计持有216.67万元的筹码,假如20日在涨停价位介入南北车当中的任意一只,没来得及出局,两个跌停板之后,216.67万元资产将缩水到175.5万元,损失的41.17万元(216.67万元-175.5万元)对应本金100万元比例为41.17%。

  原来216.67万元的资产对应116.67万元债务,维持担保比例为185.71%,挨上两个跌停板后,175.5万元的资产对应116.67万元债务,维持担保比例将降为150.42%。

  如果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50%,投资者需追加担保品,低于130%将被券商平仓。换言之,从极限数据考虑,130%的维持担保比例对应151.67万元资产。如果被强行平仓,投资者只能拿回151.67万元,相比之前的总资产216.67万亏损了65万元,杠杆操作放大亏损额度可见一斑。——两融担保比例的公式为:维持担保比例=(现金+信用证券账户内证券市值总和)/(融资买入金额+融券卖出证券数量×当前市价+利息及费用总和)

  总有一条引信会点燃熊熊大火。不管是利率上升还是大型企业倒闭,导火索将引发连串事件,首先融资炒股者会破产,接下来是提供融资的资金发生风险,杠杆越高,风险越大,卷入的资金越多,风险蔓延范围越大。

  资本货币市场杠杆过高是风险之始。《The Great Crash 1929》专门提及1929年之前与中国伞形信托相似的投资信托崩盘,普通股价格上涨时,信托中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基本不变,使投资信托受到热捧,而中国信托的优先劣后有异曲之工之妙。2008年金融危机部分也是因为杠杆率失控。

  中国金融业离粗放时代不远,信用体系可疑,控制能力也存疑,因此,常常出现全民炒某个行业,资金疯狂进入某个行业,君子兰、楼市、股票、比特币都是标的物,背后总有融资者收取高息。

  监管层试图降低过热的温度,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叫停伞形信托等,但市场热度还没有因此下降,从门口出去的虎从窗口又跳了进来,资金总会进入最热的市场收取高息。中国股票市场在尽快市场化、法治化的同时,必须尽全力控制杠杆率,否则风险蔓延入市的上亿股民,当大多数人破产时,情形将比地方债破产还要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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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凌晨两点十分,59岁的诗人汪国真因病去世。在和朱顺忠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死就死呗,你还记不记得一首诗啊?”

  开篇语

  “死就死呗,你还记不记得一首诗啊?”

  “什么诗?”

  “《怀想》。”

  半年前,汪国真和他的忘年交朱顺忠提到了自己的肝癌。

  诗里说:“如果爱着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次分离……可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只有婆娑的夜晚一如从前/那样美丽。”

  多年后,朱顺忠还能背出这首诗,汪国真说:“我还是很欣慰的。”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4月26日凌晨两点十分,59岁的诗人汪国真因病去世。

  如果爱着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次分离

  朱顺忠现任法制晚报深度部主编,十六七年前,当他还是毛头小伙时,在河南媒体工作期间初识汪国真。

  那一年,他能背诵整部诗集《年轻的潮》。这和很多70后一样。

  他们成了忘年交。

  2014年10月底,汪国真来报社找朱顺忠小聚。

  “那段时间他反复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他比较喜欢的是《热爱生命》。”朱顺忠回忆,那天汪国真朗诵了这首著名的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诗里有一句是“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

  “我总觉得他在暗示什么。”朱顺忠就问:“汪老师,您没什么问题吧?”

  汪国真只回答,身体不舒服,肚子疼。没什么事,放心吧。

  想起汪国真曾说过,最近身体不太好。朱顺忠又很正式地问了一遍,“他说得了点小病,别在意。我说什么小病,感冒发烧啊?他说,肝上,检查有点问题。”

  朱顺忠就说:“这个得小心。”

  “他说,嗨,怎么小心啊,肝癌,你说怎么办啊?”猝不及防,朱顺忠形容当时的感觉,“脑子嗡了一下。”

  他觉得难以置信,“这还小病啊,会死人的。”

  汪国真说:“那死就死呗,你还记不记一首诗啊?”

  汪国真提到的这首诗,就是《怀想》。这并不是一首像《热爱生命》一样出名的诗歌,朱顺忠当即完完整整朗诵了一遍。

  这原本是一首写分手的诗,有着追忆似水年华的失落。那时却像是与生命分手。

  就是这次见面,汪国真第一次告诉这个忘年好友自己的病情。

  尽管朱顺忠感到难以接受,但汪国真的态度很从容,那么轻松地说着“肝癌”两个字。

  当天晚上,朱顺忠给汪国真发了一条短信,是汪国真自己的诗歌——《只要彼此爱过一次》。

  诗里说:“死怎能不/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就是无憾的人生。”

  汪国真回复了一个省略号。

  这首诗是为了鼓励他,给他信心。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前他们曾频繁往来。“据我所知,去世前,除了亲属和工作室的人,他没有再见任何朋友,可能是想给大家留个‘背影’吧。不是有那句诗吗——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温文尔雅的一句脏话:我操妈的

  武云溥曾是新京报的文化记者,2007年第一次采访汪国真之后,多年来一直有往来。

  “淡淡的忧伤,励志的、奋进的,积极向上,有点像现在的心灵鸡汤。”经过80年代带着毁灭气息的北岛、海子等带来的理想主义,汪国真成为了90年代的心灵导师。

  “他从不批判现实,只告诉人们要向着远方。”有人质疑他的文学性,“但是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来说,能说出来的诗人除了他还有几个?” 武云溥是个80后,他说自己的中学时代就是读着汪国真走过的,女同学们都迷恋着诗集上那张温和的面孔。

  武云溥说,采访汪国真的契机,是报社当时做一个专题,叫做“远去的偶像”。

  那一年,他见到汪国真精神焕发,很和气,笑呵呵的。“这和我中学时的想象,和诗集上的照片给人的印象完全一致。”

  武云溥觉得,此后多年,汪国真都是这样。

  早在1993年后,汪国真就淡出诗坛,少有新作发表。此后多是书法、画画和作曲。

  2007年的时候,汪国真的一副四尺整张书法作品,标价是一万八千块钱。

  和武云溥相识后,汪国真有新的作品发布,都会叫武云溥去捧捧场。“这么多年过来,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没变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写着关于青春的诗。”

  这和朱顺忠印象中的形象一致。

  唯有这对忘年交的最后一通电话不同。

  朱顺忠说,最后一次见面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话。2014年末至2015年年初,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成了汪国真的特别关注的一件事。

  “他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报道,每次打电话都问呼格案有什么进展。”朱顺忠说,汪国真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朱,呼格案件的那几个制造冤案的坏家伙抓了吗?他回答,还没有。很少说脏话的汪国真骂了一句:我操,妈的。

  我们怀念的不是诗,怀念的是青春

  就像武云溥说的,汪国真是一代人的偶像。

  朱顺忠回忆起一些轶事。汪国真有一段时间抽烟很厉害,后来几乎戒掉了。

  一次他们在一间咖啡馆聊天,邻桌一位女士正要点烟。汪国真非常礼貌地走过去问她:“您能别抽烟吗?”那位女士说:“这里是吸烟区。”

  汪国真说自己对烟过敏。

  过了一会,这位女士又走过来,问他是不是汪国真,看着很眼熟。

  见到了青春时的偶像,女士请他签名。汪国真不仅签了名字,还即兴写了一首诗送给这位女士。大意就是劝她不要抽烟,有害健康。

  “现在想想,不知道当时戒烟是不是因为生病。”朱顺忠说。

  他回忆,汪国真私下里给朋友写了很多诗,都是当场即兴的新诗,他的书法作品虽然很贵,却从来没根朋友提过钱。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出席2013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还引用了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向世界重申中国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决心。

  对此,汪国真对媒体说:“老实说,习主席能背下我的诗词,我觉得得挺欣慰的。”

  不管是50后的习主席,还是70后的朱顺忠,亦或80后的武云溥,汪国真的诗都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影子。

  作为曾经资深的文化记者,武云溥同意一种说法——不是有人说么,我们怀念的不是汪国真的诗,也不是汪国真这个人,我们怀念每个人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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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口号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学校紧紧张张地要求我们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有可能被“带走”,可以看出日伪势力是如何地视中共为心腹大患,为头号敌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敌伪口号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铁证。

  还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汪记的汉奸国民党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告同胞书》,大张旗鼓、大言不惭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高喊“蒋总裁万岁”。原来说的是“汪主席”“陈(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马换成了“蒋总裁”,让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见到处理汪记国民党机构的任何后续消息。

  民国时期的语汇与官衔

  后来报上出现了关于国府“接收大员”的报道。国民党贪官污吏当了大员以后颐指气使,化公为私,什么“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金条子)登科”啦,什么发国难财、接收财、娶接收夫人抗战夫人(把沦陷区的夫人抛弃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这些事情,在报纸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大员,这是民国时期对于官员的一种说法。那时说到高一点儿的官员,还有要员、要人一类名词,对他们绝对不叫领导也不叫首长,而叫上峰、长官、×座(如局长就叫局座,主任就叫主座),夸奖一个官员时说他“忠党爱国”,说部级副职时不叫副部长,叫次长,说到“汇报”,绝对只能叫“报告”。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叫党部,绝对不叫什么省、市、县委员会。而那些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政工干部,被舆论称为“党棍子”,国民党召开的动员会长官讲话会被称为“精神训话”,某些会议开始时的默哀,日伪时期称作“默祷”,国府时期称作“静默”。这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很多词儿如领导、任务、组织、首长、汇报、总结、经验、教训、坦白、从严、从宽、贯彻、摸情况……都是解放区的词儿,国府控制区绝少用这样的词儿。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剧中我党的谍报人员等于不打自招,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也似乎是刚刚受过解放区的“洗脑”的“新生”人员,国共双方谍报人员满嘴都是老解放区的名词。

  此外,其时将公务人员与教育界供职者称为“公教人员”,大体上是指工薪阶层的白领。民国时期称呼男人为先生、×公、公子、少爷、老爷、老板,称呼女人为小姐、太太、老板娘。小学时称老师为“老师”,中学以后称“先生”(不分男女),称班主任为“级任老师”。称呼商家为“掌柜的”,称呼服务员为“侍应生”“跑堂的”,称呼管家、幕府人员、秘书等为“师爷”,称呼会计、出纳为“账房先生”,说到妓女称为“窑姐”,说到小偷扒手称为“小捋”,公安局叫警察局,派出所叫“段”上,女仆叫“老妈子”,男仆叫“听差”,家务劳动介绍机构叫“妈妈店”,机关学校的勤杂人员叫“管役”,这些用词与解放区、新中国的称谓完全不一样,差远了去啦。

  1945年后国府有一项措施,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正确,他们招募一批语文教师去台湾推广国语,我最敬爱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女士就是这样去的台湾。可以想象此举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1987年华老师来北京探亲,1993年我去台湾开会,都与老师见了面,是新加坡友人傅春安先生(歌星包娜娜之夫)帮我在台湾找到的华老师。

  民国报刊

  当时北京有三家报纸我印象深刻:一是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销路很差;二是民营报纸《平明日报》,销路不错,副刊上看到过萧乾、焦菊隐的文章;三是日伪时留下的《实报》,小开张,人称“小实报”,八卦新闻多,主编管翼贤,解放后1950年代以汉奸罪被处决。“小实报”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个是日本发动突袭珍珠港后,宣布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实报》上登载有什么人摇旗助威庆贺(后随着战况失利日方更名此战为“保卫东亚战争”)。二是详细报道了枪决汉奸、间谍金壁辉即川岛芳子的情况,说什么金被处决前要求换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国府执法人员拒绝。三是报道冬季慈善粥厂开张的消息。我那时还能见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1946年旧政协会议达成停战协议(没能执行),《大公报》用头版通栏刊登四个特号大黑字“停战令下”,非常醒目。

  说起民国的期刊,日伪时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画报》,即每月阳历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娱乐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剧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该刊版面上我有兴趣的内容有郑证因的《鹰爪王》,叫作“技击小说”,没有叫武侠小说,还有白羽的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此画报社举办过短篇小说大赛征文,获冠军的小说题名《点绛唇》,是凄婉的爱情故事。

  国府时期,有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主张第三条路线,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语言比较古雅与学院气,少年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另外在旧中国临近寿终正寝了,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编姓耿,笔名“笑天”,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叫《列宁的叛徒与国父的逆子》,破口大骂完了国民党再骂共产党,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阳纸贵,但没出几期,严正宣布停办,未知其详。

  1948年,一家赔本的小报突然别出心裁,发行了套红号外,声称“共军”的刘伯承等已被“国军”俘获。为此,国府有关部门宣布此报造谣传播失实消息,欺骗读者,罚他们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实,他们正是因为报纸办不下去了才玩这么一手“奇葩”,光这样一份号外,已经赚回了不少亏空,你不停它的业,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时爱看报,许多消息是从报上得来的。1948年年初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江南一家报纸说蒋中正当选为“小总统”,后来说是经查确系排版紧张所致,没有政治意图。“受害人”蒋介石也未提出诉讼,不立案。还有一事,中国国民党一个机关的牌子被示威学生换成了“中国刮民党”,于是一批人在报纸上表态,说是该党受到了严重污辱,令人哭笑不得。国民党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后报上登了许多对嫌犯的审讯消息,居然还大量刊登了他们对闻、李的咒骂,连“嫌犯”的捶胸顿足、情绪激动、流泪喊叫都有报道,似乎是在宣扬“杀之有理”。1946年美军皮尔逊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发生后,各报纷纷连篇累牍地刊登对沈崇的妇科检查病历,污七八糟,观感十分恶劣。1947年四川说发现一个女子杨妹不需要吃饭,国府组织了国家级专家去调查,后来报上登的调查结果是在她肛门上发现有食物残渣,说明她不是不吃饭。为此引起媒体冷嘲热讽,说国民政府主导的我国科学专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类必须吃饭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关于郝鹏举的报道令人难忘。郝鹏举是个有名的变色龙,他在国共日伪之间来回反水。1946年年初,民国方面的媒体报道郝鹏举的日伪军部队要从“共军”处反正投靠蒋军了,可是没几天说是没有此事,并说是郝受到共军高级将领的看望宴请云云,个把月后又大张旗鼓地报道,说是郝司令当真投蒋了,数周后,却是郝司令被共军枪决了。

  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套专门语言,战事失利撤退,叫“转移阵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实“自行失足落水”的说法早就受到过鲁迅的声讨。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根据我个人对旧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了解,“职业学生”实属罕见,相反,地下党的要求是进步学生首先必须学好功课,才能在同学当中树立威信。倒是有几个“职业教师”,例如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校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杨伯箴同志,解放前在北平的身份是某校童子军教员。杨后来担任过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物价奇闻

  日本刚投降时,万民欢腾,日军家属侨民狼狈返日,他们变卖家产,物价狂跌,百姓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国民党法币与关金(国民党在东北发行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后来上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两小时粮价变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计算,因为钱币转眼变成废纸。老板雇工有时也用袋装面粉发工资。

  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其中用金圆券代替法币的事,那是1948年了,我记忆犹新。由国民政府限价,以某天为标准,一分不许涨。当时我已是高中学生,学校旁边有“老牛奶厂”门市部,家里给了我一点钱,我去喝点奶,虽然没涨价,但是越卖越掺水,奶也是越给越少,最后干脆永久打烊。

  南沟沿往北就是北沟沿,现名赵登禹路,北沟沿与南沟沿(即今佟麟阁路,佟麟阁与赵登禹都是国军高级将领中的抗日烈士)交接处,被称为“小市”。随着物价飞涨,小市那边出现了一批穿着长衫,手里叮叮当当地撞击着两枚银圆的小贩,嘴里念叨着:“买俩卖俩”,收购并兜售银圆,赚取差价与高价波动带来的利益。银圆多称“袁大头”,是袁世凯时代发行的金属货币,上有袁的浮雕半身像。还有一种银圆,浮雕是孙中山的全身像,被称作“站人儿”银圆,与“袁大头”相区别,后者行情一直高于前者。除了银圆贩子以外,在街边逡巡的就是些家有一点银圆的市民,多半是妇女和老人,也加入到此种生意中来。人越是穷,越要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的财产保值,做着投机赚钱的白日梦。

  百姓生活

  那时失业人口极多,我们家住的西四小绒线胡同一带大多数人都没正经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两间,勉强维持生活。再有就是过往略有积蓄的人,靠卖上一辈的遗物维持生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邻居祈祷上苍,希望给自己以机会捡到一个装满大票子的皮夹。

  那年月到处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单、东单、北沟沿都见过大垃圾堆,苍蝇嗡嗡叫,恶臭扑鼻,小孩子在上面捡煤核,有时捡到残羹剩饭,就吃了。报上经常出现“由于误食垃圾鱼头一家人惨死”一类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岁,参加了国府第11战区政治部举行的中学生演讲比赛,我当时就说:“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我的演讲稿得到了当时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的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的指导。由于我的讲话的调门不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虽然我的演讲反响最热烈,连一个主持发奖仪式的军官都说“王蒙那个小孩讲话声如洪钟”,可是仍然只给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没过几天,解放军就用车拉走了所有市内的垃圾堆,真是说干就干,立竿见影,赢得了民心。

  当时一般人是进不起饭馆的。人们买了食品,如烧饼油条等,都小心极了,生怕被饥民从手里夺走,他们啐了吐沫,你抢回来也不想再吃了。我记得我所接触的多数人家都没有床,最好的是用条凳搭板当床。当时臭虫横行,经常在夜里打开灯进行捉臭虫大战,旅馆墙上也到处是臭虫血迹。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洗澡设施,最多是弄一盆温水擦拭一下。当然,社会上有澡堂子,一两个月才去洗一次,热水撩到身上,用手指一搓,下来的都是泥股截。

  当时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话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钟敬文教授家中看到过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说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风里过,教人梅雨忆家乡”,意为北京的风水劣过江南的梅雨。那时北京下水道问题严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没膝。雨后到处是蜻蜓,入夜则是萤火虫到处飞舞。那时候萤火虫多除了生存条件与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电力少,常常停电,供电时贫民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这种场面我1999年去印度访问时又看到了。我们那时青少年普遍不买票,想买票也买不成。

  当时卖一种大眼儿窝头,非常大,用刀切下来称斤卖。高级点儿的卖大油饼,一二尺长,切条卖。更高级的有豆面丸子炸豆腐泡,带汤,撒上芫荽末、五香粉、盐、酱油。早点除了豆浆,喝杏仁茶很普遍。

  家里有了病人,像我家的水平,一是煮挂面,一是冲藕粉,上医院都是有相当层次的。我的一个亲戚,孩子发烧到39度多,没钱看,眼瞅着死了。当时医院多是教会的,医务人员穿着像修女。河北高中组织过透视,医生护士说话用外语,别人都通过了,让我复查,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记得那时当铺很多,我家不远就有“永存当”,我牙疼,父亲带我看牙,他让我等会儿,说进去取点儿钱,从当铺出来他的礼帽没了,我问“你帽子你帽子……”,他不回答。后来有一次,我指着这家当铺对母亲和其他朋友说:“我爸就在这儿领薪水。”母亲直掐我,我不知做错了什么。

  民国街头,刺激人的还有乞丐的群相。我们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女丐带着一个小女儿行乞,她的表现被认为是疯癫,有时小学生下学时看到她们,一些淘气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疯子,疯子!”这时女丐会惨叫一声吓得所有的路人疯跑。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贫民与弱者。

  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

  再有就是各种生理畸形或残疾的乞讨者,惨不忍睹。

  这样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觉是历史通过他们在进行发动人民大革命的动员课,倾情发力,号召颠覆造反。一个国家,能够这样混下去吗?这里不发生,这时不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难道能发生什么温柔美丽的沙龙派对吗?

  现在重温那时的北平旧照片,萧疏、陈旧、破烂、贫穷、饥饿,摇摇欲坠,是彻骨的绝望感。当然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墙、牌坊、灰瓦顶子、平房、四合院,还有那时不拥挤,全北平只有200万人,而现在是2000多万人,等等。再说怀旧就是怀自己的少年时代啊,谁能毫无这种向后看的波动呢?王朔有言,如果你是在监狱里长大的,中老年以后,你也会对监狱有所怀念的。但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国际歌》的词儿叫“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终于等到到处是高楼大厦了,又会怀恋旧日的某些特色或遗憾于某些旧日图景的失落。文化就是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失去,时时在创造积累。当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愤然!同时文化与生命时时在发展,时时带来希望,也带来新的挑战与不安。您不可能有多么踏实,您甭想着有多么舒坦……

  学校经历

  1945年我跳班上平民中学(今四十一中)初中,校长常蕴璞(字玉森)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工作非常负责,督导大家背“总理遗嘱”,多次在大会上讲“管学生必须体罚,一定要造成不守纪律孩子的肉体痛苦”。有时上课,我忽然听到后边啪啪打耳光的声音,异常恐怖,我们都不敢回头看,那是校长从后门悄悄进来,大打出手,打那些他认为不守纪律的学生。

  南沟沿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机构,一天级任老师通知我们班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去那里座谈。我年龄小,一声没吭,听见几个大个儿学生提意见,说三青团员净是歪戴着帽子的纨绔子弟,和小流氓一样,给人印象不好。

  我随后唾弃了三青团,去追求革命追求左翼思潮。我在国会街北大四院欣赏了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只觉得是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左翼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的气势压得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1946年,我所在的平民中学,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通知全体同学收听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是公鸭嗓,南腔北调,全部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套话,没说一句明白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根本不会说“人话”,连我父亲在家听了此人讲话也完全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政权要完蛋,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的撑不起门面来,简单地说,就是说不成一句人话。

  当时的平民中学给我印象深的是音乐教员乔书子(音),他一面教着我们课一面晚间演出着歌剧,人的样子也极帅气。他自己也作曲作词,如“第一次的春雨,只是几滴,像少女第一次的眼泪,我问你,什么是你第一次的悲哀呢?”据说,他也可以教授“国文”。平民中学的校歌词曲也是他作的,唱的是“你是智慧的海,你是真理的灯”,追求高远。

  教学楼前有几株大合欢树,一到放暑假的时候,红花盛开,着实难忘。

  高中时我上了河北高中(简称“冀高”)。这个学校有革命的传统,“一二·九”运动中,河北高中的许多学生参加了以大学生为主的游行。荣高棠、康世恩等都曾在这个学校就读。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学生自治会成立,校内的中统特务和国民党警察局配合,大打出手,一次就逮捕30多个学生自治会人员,使学校进步力量受到打击。为此,我的地下党单线领导人对于我与另一位进步学友双双考入河北高中,补充进去,深为满意。我们的考入,使冀高增加了一个地下党的平行支部。冀高原校址现在是地安门中学,该校至今以每年4月17日为校庆。

  我在冀高时,用复写方法办了一个刊物《小周刊》,手抄的,抨击社会不公,被校长穆庚寅找去谈话,说是办这种周刊会造成事件,下令取缔。但冀高仍有大量党员与盟员(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活动,有两个平行的党支部,以便于与国府周旋。学校也有中统组织,他们以“暮鼓社”名义张贴大字报和“肃清匪谍”一类标语,但谁也不知是谁干的,鬼鬼祟祟。

  1948年寒假,河北省教育厅在冀高办冬令营,伙食糟糕,白水煮萝卜,没油,苦的;房间里温度在零下,有炉子没煤,冷到极点。年龄大的学生到教室偷桌椅,劈了当柴烧。当时我家也是这样,冬天洗脚水、尿都会结冰。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野和华北野战军包围,国府方面在学校招募“自救先锋队”成员,意图垂死挣扎,与解放军拼命。后来这些人不战而溃,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惩处。

  同时以傅作义为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了包括军警宪三方面人士的执法队,打着执法队的旗子,开着卡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声称遇到“通匪”的“匪谍”,他们有权“就地正法”。

  社会见闻

  佟麟阁路上有一处警务机构,门口停着一些摩托车,配有穿军装的警卫,门内一处大影壁,上书“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与伟大口号形成明显对比,使我对古圣先贤的高论也不免疑惑起来。

  当时还有一些类似的高调,动不动就喊“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还有“不成功,便成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童子军的军训是“智仁勇”,并用食指、中指、无名指行童子军礼,我当时就认为,这纯粹是自欺欺人,屁用没有。

  那时社会上有少量舞厅,一般人进不起,也不认为那是好地方,当时对舞女的看法就相当于妓女。报上刊登武汉军政要人妻女与美国人跳舞,突然停电,女性受到猥亵、凌辱、强暴。

  说到停电,民意机关参议会开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一点。当时的说法是北平的电力来自冀北电力公司的供应,此公司据说位于唐山一带,总经理叫鲍国宝。参议员与平民都在召开参议会时大骂鲍先生。解放后突然传出鲍总是我党地下党员的消息,不知其详。但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以来,停电的事渐渐没有了。

  当时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日伪时期我看过周璇、陈云裳、李丽华、周曼华、梅熹、吕玉堃主演的电影,国府时期更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反映现实的进步电影,并知道了白杨、张瑞芳、陶金、赵丹等明星。

  黄宗英主演的第一部影片《追》,我是在一个大礼堂里看的,当时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石(石石)磊竞选参议员,为此,招待一批批师生看电影,一面放电影,一面打幻灯,为石女士竞选造势。我因为年龄小,远不够投票标准。

  日伪时大烟馆都是公开营业,报子胡同和受壁胡同(西四四条、五条)东口就有店,大字写着“土膏店”,我当时还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国府来了以后,这种店立即销声匿迹。但私卖毒品的据说仍然不少。有些小贩深夜叫卖,家里人告诉我,卖卤鸡与水萝卜是假,多半是卖大烟的。

  日本投降后美军为了帮助“国军”受降,从天津塘沽港抢先登陆,那时在北平也能收到美军的电台广播。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士兵来了北京,为迎接美军,本来日伪时期规定人车全靠左行,突然改成了靠右行驶。

  在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下,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北大学生自治会办的孑民图书馆,位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学生自治会办的六二图书馆,都提供了大量进步书籍,其中有解放区出版的赵树理、康濯、马烽等人的作品。

  流行歌曲与进步歌曲

  当时流行歌曲很盛行。有一个歌是《三轮车上的小姐》,说的是美国兵双人吉普车上的女郎,这么说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其中有一句是“露出了白肚皮”。1948年年底,歌曲《夫妻相骂》流行全国,第一段是女的骂男的,“也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简直像殡仪馆”;第二段是男的骂女的,“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第三段是房东骂夫妻,“你们搬了来,天天都不安,不是男的叫,就是女的喊,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对于少年的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这两个歌就是中华民国的挽歌、送葬曲。

  另一首颇有民国特色的歌是“我的心里两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要想回头看又怕难为情”,唱完两段以后是打口哨,当时的感觉是小流氓唱的。至于周璇的歌,乃至于《夜来香》之类的歌,就算极好的了。

  艺术歌曲也有,郎毓秀唱黄自作曲的《天伦》,还有赵元任词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很受欢迎。

  还有两首歌值得一提。《春天的花是多么香》,现在成了国际比赛香港队的出场歌,其歌词本来是小资型的,“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美丽的她不知怎么样”,现在变了雄壮堂皇的分列式进行曲了。一首歌的命运也如一个人一样,有它的不确定性,无厘头性。

  解放前夕流行的歌曲中有“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位好姑娘”,这是吴祖光作词,在香港最先唱出来的,被认为是迎接解放的歌。因为人们设想,山南山北,当然早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还有一首在学生运动中相当流行的丹麦(一说芬兰)民歌,“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完全与政治无关,但最后唱道:“不远了,不远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成为青年学生迎接解放、盼望革命胜利的心曲。我想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一个论断,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只局限于若干城市,出城数公里后,就不是国民党的地盘了。

  恰恰是中国,从历史上就把战争的胜负与歌曲联系起来,项羽兵败,叫作“四面楚歌”。无怪乎王昆大姐曾经跟我说,一次老区的革命歌唱家聚会,大家激动起来,认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与革命歌曲的红火关系极大。我就此话题与原籍河南、后长期在台湾生活的诗人痖弦交谈,痖弦颇为首肯。他说,在台湾上中学春游时的一个苦恼就是无歌可唱,说要唱一个歌,马上被警告词曲作者是共产党,禁唱,换另一个歌,仍然不行,因为这首歌的作者也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指挥。

  在解放前不久,媒体上还发生了批评曲艺演唱靡靡之音的事情,别的曲艺艺人不怎么应声,好像是连阔如还有曹宝禄对此进行了强力反驳。把社会风气不好归咎于大鼓、单弦、坠子,似乎没什么道理。而想到我国社会风气不佳时人们的谴责“靡靡之音”的习惯。也颇具特色。

  1948年春天,在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平津两地学生组织了大联欢,一批王洛宾还有北师大老至诚教授作的边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喀什噶尔舞曲》《沙里蕻巴唉哎唉》《青春舞曲》等,就是在共产党组织的这个联欢中唱火了的。

  我个人始终认为,当社会上广泛唱起《吉普车上的女郎》《夫妻相骂》的时候,当“赵家庄的好姑娘”与“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的歌曲,当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与“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也为革命所用的时候,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确实是“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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