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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安倍晋三再度卷入森友学园丑闻-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注册就送钱的网站  发表时间:2018-06-06 19:38

  安倍晋三(Shinzo Abe)被迫否认曾向日本一所宗教学校捐款。该校以折扣价买到公共土地所引发的愈演愈烈的丑闻牵扯到日本首相个人。

  围绕安倍参与程度的不断升级的指控,使这一事件成为自他在2012年当选以来日本政治稳定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安倍的竞选承诺是重振日本经济,摆脱持续20多年的时断时续的通缩。

  安倍的否认是周四通过发言人作出的,此前有报道称,森友学园(Moritomo Gakuen)理事长声称首相的妻子安倍昭恵(Akie Abe)曾在2015年代表他捐款100万日元(合8800美元)。

  “我刚刚向安倍首相核实了情况。他说:‘我没有捐过款。我也没有通过我的妻子昭恵或者我的办公室捐过款’,”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告诉记者。

  上述指控迄今没有证据曝光。此前日本首相淡化了他与校长的关系,并承诺,如果他被发现与土地出售交易有任何牵连,他将辞职。

  森友学园经营一个私人幼儿园,其校风让人想起战前的日本教育。幼儿园向3至5岁的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要求他们背诵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其中要求他们为国家“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曾几何时,日本所有学童都必须学习这份文件,但这个要求在二战结束后被废止。

  安倍晋三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闻名,而安倍夫人曾被预期出任森友学园在大阪的新小学的荣誉校长。但随后有消息称,该校经营者在购买公共土地以建设学校时,支付了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

  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8770平方米的地块去年6月以1.34亿日元(合118万美元)被卖给森友学园。这块地皮的评估价值达到9.56亿日元,而面积相仿的一个相邻地块在2010年以14亿日元易手,似乎表明其售价只有实际价值的10%。

  调查土地出售的上院委员会的反对党民主党成员舟山康江(Yasue Funayama)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森友学园理事长笼池泰典(Yasunori Kagoike)在委员会走访学校期间作出了有关安倍捐款的声称。委员会的共产党成员Kotaro Tatsumi也在Twitter上报告了笼池泰典的说法。

  笼池泰典只说,他会“在国会中说出一切”。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

  这起丑闻自2月爆发以来不断发酵,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Tomomi Inada)本周被迫在国会上纠正自己,因为此前曝光的文件显示,她曾是森友学园的律师。

  突显对安倍压力越来越大的一个迹象是,他所在的执政党自民党中一些长期顺从的派别开始在这件事上表态。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前部长级官员、曾与安倍角逐自民党总裁地位的石破茂(Shigeru Ishiba)表示:“这是一个对政府的信任的问题,执政党议员有义务好好解释。”

  这起丑闻已打击安倍的人气,NHK的跟踪调查显示,安倍政府获得的支持率已从2月的58%降至3月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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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传媒原副主编、《中国改革》原执行主编 叶伟强

  房价,一道难解的谜题,万众关注的焦点。它牵动人们的神经,左右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动。人们质疑、抗争、无奈,难以理解,莫衷一是。到底应该怎么认识它?有没有可能把握它?

  作者基于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以突破自我的勇气和独特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有关房价的的方方面面:高房价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房价屡调屡涨、屡涨屡调?扶摇直上的房价还将怎么走?为什么国际流行的分析方法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水土不服?为什么众多名家在房价预测中屡遭滑铁卢,频频被现实打脸?

  本文覆盖面广,而篇幅甚长。为方便阅读考虑,分六个小节,以飨读者。六个小节分别是:

  (一)关于房价和调控的那些错;

  (二)高房价是被什么撑起来的?

  (三)中国房价到底“合理”吗?

  (四)房价会怎么走?

  (五)房地产调控真相;

  (六)未富先“贵”,代价沉重。

  本文无意提供标准答案,旨在推进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认识。

  (一)关于房价和调控的那些错

  “ 一想到房市,我就陷入到一种浑身瘫软的状态,根本没有心思想房事。”

  这句够俗却也够到位的自我调侃在网上传为经典,因为它激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和心悸。

  房价淘空了太多人的精力和财富,还透支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不管买不买房子,高企的房价都在影响着你。是的,在方方面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每一个人。

  电视剧《蜗居》热播的时候是2009年,在那之前房价已经涨了好几年;在那之后,人们与房价的“抗战”又快八年了。房价还在涨,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已经不是所有地方都在涨。一线城市和优质二线城市还在涨,三四线城市却已失去上涨动力。不涨有不涨的坏处,在似乎看到房价“消停”曙光的同时,人们又担心房价会不会崩盘——当然“崩盘”警报从来就没有摘除过。三四线城市已是如此,一二线城市又会撑多久?

  房价是涨也忧,跌也忧,然则何时不忧?

  万众踌躇之际,知心大哥任志强适时挺身而出,再发豪言:房价必涨,有钱就买!

  任志强因为此前对房价走势精准的判断,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是“神一般的存在”。据说不少人因为听他的话买买买,已经发了大财。更多的人是对他又爱又恨,恨的是上一次、再上一次为什么没有听他的话买房?

  怕呀!总担心自己接到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这一次,听呢,还是不听呢?

  关于房价,我知道需要关注哪些重要的事情。比如下面这几件:

  1. 北京,郊区大兴

  大兴就在北京南边挨着,离城区不远。虽然是郊区,这里的房价着实不低。据信将于本月入市的绿地海珀云翡项目,预售价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7.33-7.81万元/平方米,最高价甚至达到8.03万元/平方米。

  我就是瞠目者之一。我没有看过这个项目,原本不应该发言,但是地产最有价值的,难道不是位置、位置、位置吗?郊区的楼盘要如何超越想象力地奢华,才有如此高的价格呢?

  人们在问:大兴8万,北京城区不得直奔30万了?

  分析人士精彩点评:这个项目拿地成本就比较高,定价7万元也仅是保本,定到8万元其实利润并不高。

  去年2月23日,绿地以总价39亿元、配建15000平方米自住房的代价从众多竞争对手中斩获该地块,实际楼面价高达4.7万元每平方米。这一楼面价创造了大兴区域住宅用地价格的新高。

  这个故事并没有完。该项目只是拿到了这个价格的预售权证,悬念是,这么高的价格,市场买不买账?我认为,这个项目可以看作检验今年地产市场的试金石。

  2. 北京,郊区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

  由万科开发的台湖“城市之光”项目住宅楼获批预售证,预售价格同样令人咋舌:平均7.8万/平方米,最高单价10万/平方米!这还只是该区价格第二高的楼盘。

  对此也有精彩点评:在大兴的预售证都能到8万元/平米的今天,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北京市政府规划所在地,出一个7.8万/平米的预售还算挺正常的。

  同样精彩的点评是:通州市场经过去年一年的打造,房价高企的基本面已经形成了,年前就有消息说最贵的二手房已经突破8万/平方米了。

  只是人们对这种解释是不满意的。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经过多年打造的北京城区市场,教育、医疗、治安、交通等公共设施经过多年的投资,现在应该是什么价?

  通州也好,大兴也好,现在就有这么高的房价,到底意味着什么?

  3. 北京,《房地产调控政策与市场前景》闭门研讨会

  任志强就是在这里再发惊人之语:本轮错误的调控会导致房价上涨更厉害。

  任志强所谓的“错误调控”主要是指政府减少土地供应。逻辑很简捷清晰:需求还很旺盛,供给却减少了,供不应求的结果可不是房价继续上涨?

  按照这个逻辑,近来种种收紧地产开发类融资的政策也被唾骂为“脑子进水”的调控,因为这些措施限制了地产开发商的准入和资金来源,同样是抑制了供给。

  这些措施包括:

  银行禁止“配资拿地”等地产夹层融资;

  新增开发贷趋紧;

  拒绝给“五证不全”开发商提供贷款;

  暂缓存量信贷置换房贷等交叉融资手段;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文件,强调对16个房价上涨过快城市住宅项目的私募产品不予备案;

  去年10月底,证监会连同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也加强了房企公司债的分类监管;

  ……

  我从2001年开始进行经济报道和分析,重点关注房地产已有十几个年头了。现在是第几轮的调控,我已经记不清了,对于每次都可能被打上“史上最严”标签的调控,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历次房地产调控真是出乎一般人的理解,越涨越调,越调越涨,每次调控也总少不了抑制供给这味主药,以至于每次调控之后,房价总是先抑后扬,继而“报复性反弹”,剧情十几年不变,政策令人各种看不懂。

  这到底是为什么?

  批评决策者的“低能”很容易,也许过于容易了,所以批评者越来越多。每次调控政策一出,包括专家、学者、开发商、民众甚至不少政府官员,历来骂声一片。批评很容易,但是这么多年的批评,已经完全不能增进我对这个现象的理解。

  以抑制供给的方式调控房价,适得其反。这么浅显的道理,调控政策制定者难道真的不懂?也根本听不进去别人意见?还是根本没发现房价越调越高?不管怎么说,十几年过去了,总会找到相对靠谱的办法吧?

  腹诽和批评多年之后,我觉得需要换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倒也有了些不一样的看法。或许我们看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因此都犯了一些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错误。

  比如说,也许政府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放开地产的供给?

  又比如说,调控政策确定供地数量的说法,是不是说反了?供地是制度,调控是政策;本该由制度决定的供地数量怎么能由调控政策决定?更合理的顺序,似乎应该是供地制度先确定供地数量,再在此基础上确定配套的调控政策。

  再比如说,也许政府调控的真正目标(或者说首要目标)并不是抑制房价上涨?

  ……

  香港,七名警察殴打“占中”(占领中环)者被判刑

  等一下,不是说房价吗?怎么扯到香港警察了?没错,跟警察是没关系,但是跟“占中”却有不得不说的联系。

  香港,那个内地从中拷贝供地制度的地方,以其痛苦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多事,并发出警示:房价崩不崩盘,代价都在那里,无法逃避,无药可解。

  (二)高房价是被什么撑起来的?

  “两地一制”的土地供应

  要看清楚房价,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土地供应制度,也就不能不提香港的供地制度——内地学习的,正是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

  周其仁老师对香港的批租制度有过精彩的描写和分析。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的土地成了英国皇室财产,可按年期批租给民间。英皇室把香港的土地批租权交给港英政府行使,租金所得也归港府库房。这样的土地也被称为“官地”。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土地基本是私产。香港的特别之处在于,官地的规模太大了,除了新界部分农村用地为村民所有,其他港地一律为官地。

  官地公有;所有权不买卖、不出租;但政府可批租收益,并以最终所有者的身份主导土地利用契约的订立和执行。这就是香港地制的主要特色。

  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遇上“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两者竟然一拍即合,内地的供地制度几乎就是香港的翻版: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所有权不买卖;政府以招拍挂的方式拍卖国有土地或征用而来的集体土地年限不等的使用权(根据土地用途年限不同)。

  内地和香港“一国两制”,在土地制度上却是“两地一制”。

  “两地一制”最大的特点是,土地市场只有一个供给者,也即垄断者;垄断者总是有使其垄断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具体的做法就是控制供给数量,提高供给价格。

  以香港政府为例。为了获得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常常特意‘少批多得’,甚至“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密密麻麻自天而降,你能想象港九岛上还有70%的土地尚未开发吗?

  经济规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普遍适用性,并不因人而异;不管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还是打着公共利益标签的政府,概莫能外,他们垄断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不同。

  内地各级政府把这一套活学活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香港的房价全球称王,内地当前的高房价,也是在这个同根同源的制度体系支撑下演进而来的。

  中式地产市场的独特法则

  中式供地制度下的地产市场很独特,尤其是它的供给和定价法则。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成本加成定价”的策略通常似是而非。一瓶矿泉水,只要成分大体相同,就没人关心你是就近开采的还是从两千公里之外运来的;别人卖两块,你就不能因为运输成本高就卖三块。你可以定那个价,但是卖不出去,就会被淘汰出市场,剩下的就是控制得住成本的玩家。自由市场中,通行的其实是“竞争定价、价定成本”法则。

  “成本加成、顺价销售”是卖家做梦都想的好事,但在市场经济下千难万难。看看中国政府在粮食政策上的遭遇过的困境就知道了。上世纪末,为了保护粮价,政府“敞开收购、顺价销售”,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加个比例卖出去。为此,需要严格控制粮食交易市场,确切地说是消灭其他一切粮食交易行为。但全国这么大,可能供应粮食的渠道不计其数,岂是控制得了的?其结果是,仅粮食收购一项,财政亏损就不下3000亿。

  可见,即便是在总理亲自督战下,政府这样强大的国家机器,想要打赢与整个市场的战争,也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恰恰不属于“通常”情况。其独特之处就在于,政府有能力消灭其他交易市场,让整个土地市场只有一个供应者,那就是政府自己。

  既然土地市场只有一个供给者,那么它就在“需求曲线”上寻找垄断利润最大的点,即控制供给数量,提高价格。土地市场上一个个“地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当然,造“地王”者多国企,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之所以说中式地产市场独特,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土地市场有众多的供应商,众多土地所有者都可以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快速做出买和卖的反应。中国内地与香港的供地制度同源,和其他经济体却有本质差别。

  中式供地制度的“好处”是容易掌控市场,坏处则是弹性不足,市场一家独大,自我调整能力差,无视其他市场的价格信号——后面会讨论,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显眼的坏处,多年累积却蚕食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需求曲线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中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就能确定多高的价格、多大的供给量是合适的呢?所以这里就存在两种风险:

  第一种是价格风险。土地拍卖的价格和政府预期的差距甚大,导致土地流标——前面说过,香港就经常因为价格不理想而“来日再批”。

  第二种则是期限风险。土地的购买者是开发商,而房子的购买者是民众,两者并不一致,而且有时间差,即地价转化成房价需要一个房屋的建设和销售的过程。作为“接盘侠”,开发商高价拍来的地,盖上房子之后却有可能卖不出去。

  换个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政府在开发商那里兑现了利润最大化,但开发商却把握不住民众的需求曲线,没法兑现利润。

  本来嘛,需求曲线看不见摸不着,哪那么容易把握?

  这两种风险都是真实存在的。中国经历多年地产市场的火爆,人们见得多的是房价又涨了,房子盖好了卖不出去的情况应该关注不多。其实,许多烂尾的楼盘就可以归入此类。

  而且,凡事总有第一回,单价十万八万即将入市的房子,谁也保不齐会不会就是这个“第一回”。

  (三)中国房价到底“合理”吗?

  房价一旦绷不住,会不会崩盘?什么时候会崩盘?这些疑问如同幽灵般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空徘徊不去,迄今十有余年矣。

  但是中国房价始终没有崩,相反,许多地方的房价还涨得让人越发绝望。

  之所以有“崩盘”的盛世危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高得“不合理”。那么,什么是“合理的”房价?

  对此,国际上有诸如“租售比”、“房价收入比”这样的流行指标。奇怪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这些指标早就超过了临界值,却迟迟没有崩盘的迹象。

  这的确是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与众不同。

  前文不吝笔墨,分析了一番内地与香港的供地制度,旨在说明,在不同的制度约束条件下,所谓的房地产“合理”价格,会有极大的不同。

  租售比、房价收入比等指标,如果在一个远为自由的土地市场上超过临界值,往往导致房价的崩盘。但是在内地和香港这样的供地制度下,这些所谓的临界值似乎根本没有约束力,以至于许多紧盯这些指标的名家频遭滑铁卢,空发“崩盘”警报十几年,年年被打脸。

  小马可以拉大车

  1. 先看租售比

  我的看法是,在中国的土地制度条件下,租售比的指标意义不那么强,因为租房市场和买房市场并不是一个可以互相替代的统一市场。这是中式供地市场和自由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差别。

  通常情况下,房租对房价有很强的锚定作用:房子价格太高的话,人们会选择租房方案,导致房租上升、房价下降;反之,若房价太低,原本租房的人会考虑买房,从而推高房价、拉低房租。这里的前提是,买房和租房是同一个存量房市场,这样两者才有较强的可替代性。

  租房市场的价格是由所有房屋的供需所决定的;而中国的买房市场价格表面上似乎也由所有房屋的供需决定,但实际上却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异:其价格只是由新房市场(而不是整个房屋市场)的供需决定的——即政府拍地给开发商、完成开发之后入市的那部分房屋——而已。

  如上所言,政府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是控制土地供给数量,提高价格。如果新房的价格被地价“顶”得很高,存量房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在这个角度上,整个买房市场价格的“锚”并不是租房市场,而是新房市场——就是那么一丁点拿出来交易的新房,就引领甚至决定了整个房屋市场的价格。

  房价和房租不是没有关系,只是关系更远了而已;房租也还是房价的一个“锚”,只是锚定的力度远不如新房价格的力度大了而已。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租售比远低于大多数市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与这些大多数市场的机制根本不同;它们是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市场,中国不是。

  这个不同引致中式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地产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别:新房价格决定存量房价格,而不是存量房价格决定新房价格——新房不是price taker,而是price leader。

  99.9%的房屋可能并没有交易,但是它们的价格由交易的0.1%所决定。如果一套新房子的单价是10万元,那么周边房子的价格也大概是这个价,即使它们并没有交易,甚至没有交易意愿。

  所以,拍地的价格就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它是这个供地体制的价格稳定器,稳定甚至引领一个城市所有存量房的价格。想想看,如果你手里有一套房子,而区位远不如你的“地王”的楼面价都高达10万,你还愿意8万卖出吗?你不会。你至少要等等看“地王”上的房子到底能卖出什么价。如果地王房价12万成功上市,你的房子就不会低于这个价。

  前提是,“地王”上盖的房子可以顺利加价出售——这是这个游戏能否玩下去的关键。房价的上涨不会是无止境的。一旦新房的价格太高而无人问津了,存量房或称二手房的价格也迟早要绷不住。

  这个游戏的危险之处在于,房价迟早有绷不住的时候,所以政府和地产商一直都在猜——准确地说是在赌——市场的承受能力。人们什么时候就付不起这个价格了?在很多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超出了购买力,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那么,一二线城市会怎么样?

  真实情况是,有的地方政府已经玩坏了这个游戏,比如说那些“鬼城”。合理猜想一下,它们至少给其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提出警示:必须小心呵护这个游戏——这想必体现在后来的调控政策里了吧?

  高度控盘的市场

  2. 再看房价收入比

  这个指标也很关键,but,again,它在我们这个体系下需要大幅放宽尺度。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土地供给者的唯一性始终是我们认识的基础。这决定了每次放出来拍卖的土地价格很高,但是数量很少。这就好比股市有一只总盘子很大但流通盘很小的股票,用很少的资金就能把价格拉上去。

  在房地产市场里的含义则是,新房的价格虽然很高,但是数量很少,只要有一些人买得起,就足以支撑这个价格了。存量房的价格当然随着会涨,但是在里面住着的人又不需要掏钱。看起来不是皆大欢喜吗?当然,没买房的人除外……

  第二,全国购买力。一二线城市房子并不只是面向本地居民,而是面向全国。当三四线城市房价太高失去吸引力的时候,资金和人都会流向更具吸引力的一线城市和条件好的二线城市。

  第三,刚需。几年前一度流行“逃离北上广”,现在更多的人“逃回北上广”;大城市成本高、人情淡漠,有种种不如意,但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注重个人能力,而回到老家如果“无爹可拼”就前途茫茫……

  去大城市,就得买房子。这是刚需。

  刚需是什么?买房子自住是刚需,担心资产贬值而进行优化配置也是刚需。不承认后者,就没法理解房价上涨的这一重大动力。在“资产荒”的情况下,买房子是个很自然、甚至是许多人最好的选择。

  当然,有了上述三个基础,自然难免吸引炒楼资金了。中国多年来货币超发严重,市场上大量资金一直对房地产市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上来分一杯羹。很明显,每次货币宽松的时候,总是房价爆发的起点。

  但是,正如三四线城市会失去吸引力一样,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也不会是没有止尽的,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又来了:一二线城市会崩盘吗?

  (四)房价会怎么走?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浅见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从普涨阶段进入了分化阶段,而这个分化阶段还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深化和自我强化的过程。崩盘嘛?……以后再说。

  2010年之前,中国的房价经历了狂飙突进式的普涨,其中最大的源动力是城镇化。这期间,人口既向大城市流动,也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流动。对于不同的人,不同城市各具吸引力,中小城市的涨幅并不如何逊色。

  情况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解释:2012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从之前的城镇化转入了都市化。所谓都市化是指人口的流动开始表现出很强的选择性,人口开始集中流入一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相对在离开其他的中等城市和中小城市。城市化在城市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

  这其实是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对于孩子正在上小学的年轻父母尤其如此。具体表现在人们在挑城市的各种配套设施。

  要选择在哪个城市定居、生活和工作,除了考虑就业的机会,还会考虑这个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教育水平、环境质量、治安好坏等一系列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布具有非常大的差异。

  正是因为年轻的父母集中选择基础设施资源更好的城市,导致这些城市的人口流入上升,对房产的需求增大,表现为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速上升、房价上升,以及住宅新开工上升。

  高善文判断,2010年之后,房价的普涨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结构性分化的阶段。这一转折性的变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影响在新开工和销售层面上较早体现出来。但是在房价层面上的变化,直到2015年下半年才逐渐体现出来。

  在我看来,这种结构性分化开始之后,还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深化和自我强化阶段。选择性进入优质城市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具备一些优势,或知识,或技能,或财富,或资源,否则很难在当地立足。他们对当地总体上会产生正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的加入又会增加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而当地也有能力和意愿满足这种需求。

  于是我们看到各地地铁的兴建,学校的翻修,医院的扩展……这些基础设施反过来又会对房价产生较强的支撑作用。

  这种分化会导致一个正反馈:越受人们青睐的优质城市,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提高或改善。这种分化会不断深化,导致城市间的梯度越来越明显。

  当然,也导致优质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

  于是,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和优质二线房价节节上升的同时,三四线城市地产市场岌岌可危。三四线城市的开发项目几年前就融不到资,因为正规的金融机构无人敢问津,这些金融机构又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对这些项目深入调研,干脆一刀切,三四线城市项目根本不看。

  房价的上涨,已经经过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一个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意义重大的节点。不管地方政府怎么不希望房价回落,怎么控制供地,都敌不过经济规律的力量。

  但哪怕是一些著名的“鬼城”,房地产市场也没有崩盘。房地产这样的资产大多数是国有资产,或者已经变成了银行资产,而且资产质量或多或少都和当地政府的政绩挂钩。至少在这些实权人物的任内,很难通过资产降价来达到市场出清,因此这些地方房价不降,就是没有人气。

  中国房价拒绝“崩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可以通过控制供地来调节的市场,还是一个讲政治的市场。

  那些“鬼城们”玩得太过火,至少有两处败笔:一是供地太“过”,二是金融太松,所以房产又贵又“多”,金融机构深度陷了进去。金融太松,意味着太多的开发商挥舞着太多的资金去竞争土地,即土地需求上升(需求曲线发生变化),这些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增加供地。

  这里所谓供地太“过”的含义是:如果不是金融太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土地供给。另一个含义是:好的项目,一万个也不嫌多;既然是差的项目,那一个也太多了。

  从这个角度看,严控金融,就能适度压低房价和降低金融风险。这样的经验教训,在此后的调控政策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五)房地产调控真相

  我猜想,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经过十几年的演进,其目标和手段已经逐渐明晰,政策其实很有其自洽性与合理性。

  说实话,这个想法刚出现的时候,长期批评调控政策的我都被自己吓了一跳。

  粗略一点说,房地产调控的首要目标不是在调控房价,而是在预防崩盘;调控的关键点,其实都是在尽量挤泡沫,把多余的资金驱逐出房地产市场;在此前提下,房价能控制最好,控制不住再用别的手段,比如说行政的、法律的……

  当然,不能忘记一个前提,那就是现行供地制度不能变。关于这个前提,我们后面展开一点分析。

  供地制度决定调控政策

  任志强对于房价继续涨的判断很可能还是对的,因为减少供给一般会导致价格上升。但他认为限制供给是“错误的调控”,这个判断政府不会认同。

  我尝试从北京市政府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件事:

  第一,土地供给是由供地制度决定的,不是由调控政策决定的。通常情况下,调控政策不能改变土地供给;与其说是调控政策限制了土地供给,不如说是先确定了土地供给数量,再制定调控政策来保驾护航;

  第二,对房地产价格和需求起反应的只有政府一家,这个供地制度决定了土地供应不可能有市场希望的那么充沛。

  第三,增加土地供应和现行供地制度不兼容,风险也是难以控制的,前有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的“八万五计划”,后有“鬼城”的教训,殷鉴不远。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北京市执行人口外迁政策,已经是明确的政治任务,减少土地供给是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正是这个配套,增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

  需要说明一下,这里完全没有批评董建华“八万五计划”的意思。这个计划因为涉及增加土地供给的问题,下文会进一步讨论。

  另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是对政府收紧融资渠道的批评,指责这种方式减少供给,助长房价上涨。更合乎逻辑的可能是,政府这个举措,一点也不像人们所称的那么“脑残”,相反,决策者相当清醒,而且对土地制度门清,对政策目标门清,对政策手段也门清。

  再强调一次,政府的供地制度是控制供给数量,控制价格。要达到这个目标,不需要那么多开发商带着那么多资金来玩。在确定供地有限的前提下,再多开发商,再多资金,得到的还是那几块地。

  因此,收紧地产融资渠道,供给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需求——开发商拍地的需求——却的确在减少。

  当然,竞争拍地的开发商和资金越多,对政府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地块的拍卖价格更高了,卖地所得随之越多。

  政策的理性与局限性

  由此看来,出于某些考虑,政府看起来有了相当的克制,并不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而让过量资金把地价炒到天上去。这也避免了金融机构卷入过高的风险。

  或许“鬼城”之类的教训的确有助于后来政策的调整。毕竟一下子把地价炒得太高,且不说透支了未来多少年的价格空间,这次的房子能否卖出去,也是心里没底的,更何况,高房价会导致许许多多负面的社会后果需要承担。

  严控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不管是开发贷还是房贷,的确是在抑制房价上涨。从供给的角度上讲,参与拍地的开发商越少、开发贷的资金越少,越不容易把地价炒的很高,把房价“顶”得也没那么高。从需求角度上讲,买房的钱少了,价格也就不容易上去了。

  这里需要提到香港的一个经验。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房价一度重挫70%,但其银行体系由于风控做得很好,并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严控地产资金渠道,想必主要是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

  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多?比如说,为什么不加大土地供应呢?

  我相信供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调整的。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供应量,只是理论存在,实际上谁也没法确认在哪里,所以只要大体不差,多点少点不是核心问题。

  而维持供地制度的稳定和有效运作,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所以,无论如何,供地的量不会变化很大,更不可能大到导致房价下降的程度。即使在土地完全私有的自由市场中,供地的增加也不见得会导致价格下降,何况单一卖家的市场?

  万一价格真跌了,既得利益者(比如贷款买房的人)资产受损甚至变负资产了怎么办?下次还能顺利拍地吗?财政收入怎么办?更要命的是,供地制度还要怎么运转?

  所以,调低房价,根本不会是政策目标选项;假如政府真有控制房价的能力的话,政策目标选项也只会是:涨多少。可惜,即便政府可以控制地价,也没法控制房价涨幅,就好像小李的飞刀,出手之后就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调控优先序

  关于董建华当年的“八万五计划”,可能许多人并不了解,或者已经淡忘,但政府负责供地者一定记忆犹新。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香港房价畸高,普通民众面临极大的居住难题。

  1997年10月,董建华以极大的魄力推动“八万五计划”。此前香港政府每年兴建两万个套间的廉租房,供不应求,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至少要排七八年的队才能得到。董建华要将每年兴建的廉租房数量增加至八万五千套,要将申请等待年限缩短至三年,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八万五计划”可以说是对香港原有土地批租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意味着供地大幅增加,而且几乎是免费的!

  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单独评价这项政策可能对香港房地产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更看不到香港是否有可能在原有的批租制度上走出一条新路,因为计划宣布两周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席卷香港。两厢叠加,香港房价到2003年最多下跌70%,大量按揭买房者成为“负资产一族”,董建华的民望陷入低点,最后不得不放弃该计划。

  历史没法假设,如果没有亚洲金融风暴,“八万五”计划是否有希望取得成功?香港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无论如何,“金融风险+增加土地供给”两者叠加出现的后果,想必会在政府相关官员心里扎下一根刺。业内都知道,房地产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金融。房地产风险自身就会导致金融风险,大幅增加土地供应是不是有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循环的“房地产—金融风暴”,谁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险。

  简言之,增加土地供给不符合现有供地制度,不符合政府利益,不符合市场既得利益者(包括此前高价拿地的开发商、此前高价买房的人)的利益……因此,正常情况下,“局内”没有人有动力改变现有的均衡状况,没买房的人除外,但那些人还在“局外”,影响相对要弱得多——当然,“占中”这样的极端情况除外。

  现在,我可以尝试勾勒一下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目标优先序了:

  默认目标:土地制度的稳定;供地制度的有效运转;保证财政收入;

  首要目标:降杠杆,挤泡沫,尽可能降低金融风险;

  次要目标:房价不要过快上涨。

  现在看来,政府的调控政策,逻辑上是不是就自洽多了?是不是就跟任志强说的那样,一定涨,并且没泡沫了?房价如果控制不好,社会动静有点大的话,还可以采取一些行政啊、法律啊这样的手段,比如说整顿一下房地产公司……

  (六)未富先“贵”,代价沉重

  “香港病”

  在此可以阶段性小结一下:从供地制度到调控政策到房地产市场,政府可以不断修补、自洽、自high;房价稳定增长,没有崩盘,在可见的将来也能自我维持。看起来,so far so good。

  最可怕之处也就在于此,高房价稳定可持续,代价无法逃避,也无药可解。

  政府依靠卖地得到了不菲的财政收入,但高房价给房地产之外的市场、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成本要远高于此,代价极为沉重。

  作为中式供地制度的起源地,香港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众所周知,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都说值得美国学习。然而,香港的地价在全球称王。周其仁老师对此有一句经典的评价: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

  要知道,高地价能把几乎所有的价格都顶上去。举个简化的例子:你要到周边的菜市场买菜吧?菜市场摊位有租金吧?地价一上来,租金跟着上来,把菜价也给顶上来。你没得挑,因为周边菜价都涨;生活成本上来,劳动力价格也就随之上来了。劳动力价格一上来,能不涨价的东西就很少了。

  在举世无双的“暗税”之下,香港举步维艰。

  一方面,香港的地价在全球称王。但除了地产之外,其他行业乏善可陈。制造业早就移师内地去了(顺便提一句,现在内地的制造业也步香港之后尘移师他方);“数码革命”吗?还有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过去十几年,托中国内地“世界工厂”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福,香港的金融、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倒也生机勃勃。现在“世界工厂”光环退减,香港也随之疲态毕现。

  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香港地产的天价是无论如何也撑不住的。

  但是光撑住又怎样?其他行业在这么高的成本之下,早已失去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香港的贫富分化也日趋严重。当地年青人发展的机会空间,极为逼仄。

  另一方面,香港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居住成本极高,大量中产阶级终其职业生涯,也不过堪堪供完一套房子。

  据说,香港“豪宅”的标准是,卧室里面放一张床,有三面不靠墙就可以了。

  朋友小花在其《待渡香港》一文中,曾经问过一个香港小妹,香港房子这么贵,年轻人结婚怎么买得起。小妹说,租房啊,或者去新界买一套二三百尺(合二三十平米)的老屋。“这样一套老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很宽敞啦!300万港币左右,首付只要1成!”

  超过20万香港普通民众,则居住在密密麻麻的“笼屋”、“劏房”里。一套几十平米的房子分成许多独立单位,有的“劏房”里住着一家几口,所有的吃喝拉撒就在这几平米里发生。或者划出许多铁架床,分租给不同个人,人均活动空间两平米左右。

  香港的确有完善的住房福利制度,但僧多粥少,不可能雨露均沾。比如,香港永久居民有申请廉租房的资格。但香港政府每年修建的廉租房很有限。1997年董建华著名的“八万五计划”之前,政府每年修建的廉租房为两万个单位,居民提出申请后,最快得排队等到上七年,甚至要等上十二三年。

  生活成本极高;供不起住房;本地产业不振,找不到好工作;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香港很多年青人看不到希望……“占中”,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发生的。

  在香港,高房价的恶果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它未必以崩盘的形式出现,但成本依然高昂;它透支着老百姓的精力与财富,也必然透支一个经济体的潜力,甚至会激发社会矛盾。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所谓垄断利益最大化,就是尽量榨取消费者剩余。这一轮榨取当前买得起房的人的消费者剩余,下一轮榨取那个时候买得起房的人的消费者剩余。港式供地制度,榨取的是购房者的剩余——这可是刚需啊。泡沫倒是不一定会有,如果金融机构风控做得好的话。

  沉重的龟壳

  中国内地的房价还远不如香港——当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如——似乎还有相当大的缓冲空间,但实际上丝毫没有可乐观之处。

  在中国不但未富先老,而且未富先“贵”:房价贵,人工贵,看病贵,同样质量的商品都比美国贵……

  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没有秘密可言,无非是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这些因素。所有的红利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成本优势。现在短短十几年间成本大幅上升,竞争力锐减,高房价难辞其咎。外需还在那里,只是不见得再买中国制造而已。

  和香港的情况一样,高房价“暗税”同样给中国经济戴上了紧箍咒,从超过10%的年增长率快速下降到6.5%左右,高房价至少“贡献”了一半。

  更何况,香港的税制简明、所得税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则高得惊人,“玻璃大王”曹德旺这样不堪税负重压,转而在他国建厂甚至整体搬迁的,不在少数。有去东南亚的,有去印度的,甚至有去美国的。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外需真的回不来了吗?国际市场真的对产品没有需求了吗?需求还在那里,没变太多,也没变太少,只是满足需求的供给者,不见得还在中国而已,有不少已经撤出或者正在(考虑)撤出了。

  可控的供地制度维持房价不崩盘,却也对扭曲的价格信号不反应。如果是在自由的土地市场,可能早就发生过价格调整了。“租售比”和“房价收入比”等指标或许不是判断中国房价崩盘的好指标,但确实是地产市场价格畸形的有效指标。

  地产市场对价格扭曲不反应,其他市场和产业却会反应,于是我们看见了“产业转移”,不得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未富先老、未富先“贵”的中国经济还在苦苦突围。

  正是“成也萧何败萧何”。这套制度可以维护土地市场不需要经历重大调整,却也因为不调整,给整个国民经济累积了极高的代价。

  怎么办呢?中国的高房价发展到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了。我对房价是否崩盘,不再那么悲观了,因为重新认识了这个供地制度和可调控的地产市场;但是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却是更加悲观了,同样是因为这个供地制度和扶摇直上的房价。

  多么沉重的负累!而且似乎没有破局的良策。中国经济就将始终背着这么一副重重的“龟壳”,艰难前行。

  崩或不崩,代价都在那里,无处可逃,无药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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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房价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近日,一篇《房价之谜》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因为作者是我的前同事,不少人问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为了与大家互动,我拿出时间仔细拜读了这篇万字长文,文中主要观点聚焦于楼市调控有哪些错误、高房价的成因、中国高房价是否合理、以及未来房价走势等等。坦率讲,我为作者重操旧业、笔耕不辍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的用力清晰可见。

  然而,通篇读下来,我无法从中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得出鲜明的结论。相比作者的理论运用,其实地调查、数据搜集分析这两项显得很薄弱,论证过程也就难免失据。而我对作者最大的不赞同是,他对房地产这个棋局中的其他变量显然认知不足。因此,即便作者是有结论的,我也实难苟同。

  作者先是谈论房产调控政策,但仅限于罗列和猜想,缺乏辨析。对于房产调控政策,从业者是极其麻木的。为何?以房产调控为名的政策已经太多,这次与上次相比,就像一阵风,只需要暂避风头即可。从业者无论是筋骨还是神经都已无动于衷。从业者也早已明白,所谓房产调控政策,只要分税制制约下的央地关系不变,它就是国王在首都城头一声喊,手握土地的各路诸侯跟着喊几下表决心的口号,鼓掌,散场回家,但该干嘛还干嘛。

  以2016年“930新政”为例,9月30日前后几天内,各地纷纷祭出调控政策,舆论鼓掌,媒体欢呼。然而,开发商该拿地拿地,该卖楼卖楼。事后统计,去年第四季度上涨最快的20个城市,与出台限购新政的20个城市高度吻合。再有,大兴——以前以西瓜地闻名首都的所谓北京郊县,最新开卖的楼盘单价直逼8万。也就是说,房产调控政策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框架体系。作者一开始就这样谈论房产调控政策,无疑将房价之谜的解析一开始就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作者分析高房价的成因,认为根源是中国内地照搬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即内地和香港“一国两制”,在土地制度上却是“两地一制”),进而调控失灵。对此,笔者部分认同,但追索这样的原因,容易走入死胡同,那就是:全都是制度的错。今日的高房价,看似非理性,实则没有超出相当一部分人的预期范围和逻辑能力,其中包括炒房团里的“中国大妈”。2015年股灾至今的房价上涨,最强大的两股动力分别是再次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四处乱串的金融资源。这两股动力都被股市狠狠伤了一回。现在,两者掉转车头,不但托住了房价的底,还动辄催生一个又一个地王。这两点,在作者的文章里鲜有论及。

  谈到房价是否合理,作者花大量篇幅分析了租售比和收入房价比这两个国际流行指标,而这两个指标在中国早已超过了临界值且根本没有约束力,看似逻辑自洽,实则未经实证。以租售比为例,欧美和香港的购房者和炒房者会以此指标为核心,但内地的购房者不会单独衡量这个指标,而是和房屋总价的上涨捆绑起来进行取舍。而且,内地市场的租售比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尤其是在商业公寓这个产品上,租售比的变化是人们选择投资公寓而不是鄙弃它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资产荒导致的投资无门。

  有关房价,作者认为新房的锚定作用显著,实则不然,因为一线城市的新房供给已经相当有限,锚定房价的是区域内各类房源的成交均价。而在优质二线城市如成都,甚至出现了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格倒挂的现象。所谓锚定,只是理论而已。

  作者最容易贻笑大方的是“许多烂尾的楼盘就可以归入此类”。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模式决定了,销售排行榜100强的任何一个地产商,都无法承受哪怕一个项目的烂尾,那将带来资金链条的断裂和信用挤兑的风险。从上述几点看,我们看不到作者实地调研后理性分析的努力和力度。

  作者此文最大的缺失是,没有充分考虑金融资源这个“变量”的作用。很多人分析房价都会提到货币超发,作者也有提及。然而,超发的货币是如何进入地产行业进而影响房价的,作者鲜有认真阐述给读者。事实是,货币超发导致金融机构普遍创新动力不足,他们拎着资金四处出击,追着开发商放款。开发商难以抗拒做大规模、提升排名的诱惑,纷纷接钱、进场,遂地王频出,房价蹿升。也正是在金融资源的追逐下,地产商阵营在2016年发生了严重分化,很多籍籍无名的地产商以黑马姿态挤进了前50。可以说,这才是2015年股灾以来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作者的经济学素养本应覆盖至此。

  至于房价会涨会跌,我倒是赞成作者的理论分析:房价结构性分化开始后,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深化和自我强化阶段。请购房者注意,这句话的前提是承认了现在的房价,而不是假设它会在现在的点位回落。

  坦率讲,作为从业者,我很赞同作者的”龟壳”说,即中国经济背上了房价等因素促成的一副重重的”龟壳”。我一度为地产开发行业的破坏性增长感到担忧,以为那是寅吃卯粮、竭泽而渔、不可持续。但正如作者说的,中国市场分成了一线、优质二线、三四线,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梯级层次太大了,“泄洪区”幅员辽阔。因为“泄洪区”,我们屡次濒于破产边缘,又屡次走了过来。

  行笔至此,购房者会问,我该如何自洽,如何选择?

  其实,买房与否,答案根本不复杂,只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能不能不买房?——我真有朋友不买房,在京城租房过日子,相当潇洒和满足。第二,如果我手上有一笔钱,比如100万以内,除了买房,我还有没有其他选择?闭上眼睛、扪心自问后,答案是相当清楚的,鲜活的个体谈论房价也就找到了正确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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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写出的《白银帝国 — 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其中考察从960年建立的宋朝至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000余年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和“纠结”的“银线”。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比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学家认为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所以,相比较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导致了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同时和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

  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钱币。然而,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渡稀缺,在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纸币试验构成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货膨胀引发了白银的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生活,而且政府岁入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这样,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这里值得提及南宋的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和腐败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银帝国》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彻底商业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也并没有给他其他的更多机会,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成为了“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铜和铜钱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焕发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腾讯分分彩官网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各种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英宗的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几乎同时,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30年,张居正创立“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义,在这一百年之中的白银需求发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发生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实行的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几近一个世纪。

  (3)“白银纠缠”和1腾讯分分彩开奖结果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 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较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满清统治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界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和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白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540年代。从此,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催生了社会的诸多变革。正是因为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银帝国》中特别提到了,“《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从1540年代作为起点,即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因此也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崔瑞德和牟复礼(Denis C. Twitchett, Frederick W. 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两个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因为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的分裂,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所以,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原因很多,但是,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和通货膨胀,国家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了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在英国也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明朝作为“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6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4)“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较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清代货币制腾讯分分彩开奖度,基本延续明朝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

  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双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至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银银比价“和“双重汇价”的交叉影响。

  “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透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透过金实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银主要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价周期显着缩短。自1870年代,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愈来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关系”,源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因为“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于是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八十余年“洋厘”行市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5)“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自然确立了“银本位”。从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 “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到光绪年间(1884—1908)中后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在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渐形成中国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提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币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包括在于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琪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绝。这是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银”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销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的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宣统二年(1910),朝廷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即“龙洋”。清末中国究竟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银钱平行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在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会。顺便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在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身。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于中国的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1920 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价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债和物价,一句话,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至19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19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贷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时代,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体系,这不等于南京政府时代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政府断然选择1933年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两改元”是逆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6)“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九三四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五百余年所未有,引爆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济的主要环节,中国陷于全面经济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货膨胀。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经过中国和美国的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之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在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的进程,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货膨胀,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法币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白银帝国》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五六百年的循环。期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拒绝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斓,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在台湾,有一位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她的《银线》(China Upside Down),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这本《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2016年9月27日,台北阳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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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五丘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

  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歌词都明白畅晓,曲调都优美动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

  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国歌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文革中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唤醒了她的良知。对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那些颂毛作品,她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她为那么多农民活活饿死感到震惊,更为自己曾替修“红旗渠”的河南某县写过颂歌一事,痛悔不已,那里死人比例高得吓人。瞿希贤沉痛地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2005年,北京举行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黄钟》秦西炫著《我认识的瞿希贤》)

  有“负罪感”的当然不只有“红歌”作者,也有“红书”作者。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江青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平反出狱。

  七年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彻大悟的金敬迈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来的“红色经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我生不逢时,……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他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文人中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数。

  文学天才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会上就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作家铁流先生,多年来一直为“毛像下墙,毛尸出堂”冒险犯难,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当之无愧的硬骨头。

  写到这里,笔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乐大家的泣血故事,愿与唐先生分享。

  这位音乐家同样怀有“贝多芬之梦”。同样在毛泽东时代打入监牢。不同的地方,他结局比唐先生更惨,文革初期即被枪杀。他是因为把矛头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枪杀。他比其它被枪杀者死得更惨,比张志新更早被割断喉咙(资料显示文革中张志新是第30名临刑时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洪恩先生。人说他的事迹仿佛就是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的中国版,这部电影由于真实再现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而获奥斯卡奖。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员会”批准枪杀前,当局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作狮子吼:“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石破!天惊!!鬼神泣!!!

  同监难友王文忠在所著《风雨人生路》中回忆说:“他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陆先生以自己的鲜红的血与美丽的生命,再现了中国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美德,也为当代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壮歌。庆幸的是,这位有情有义的难友“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最后找到他的儿子,也走访了他心驰神往的奥地利。

  陆先生儿子说,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但未能如愿。(更应该拍成电影。)但我想,中国民主史上,陆洪恩的名字已经与林昭、张志新、刘文辉、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李九莲……并列,作为反专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

  《“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这篇文章说:“唐璧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奔波。唐璧光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浏阳河》的影响太大了。”唐璧光还预言《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唐先生至今仍为他的颂毛大作《浏阳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会永垂不朽。

  看来,他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更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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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时寒冰

  在“通常”的状况下,供应、消费都是市场化的,无论是供应端还是需求端,都是无数的主体,没有人能够轻易操纵市场,影响价格。而在中国,供应方在有关部门手中,行政权力可以直接从源头上影响供应,通过供应影响价格。

  这就是为什么,在房价低迷的情况下,从2015年底开始的去库存化运动,突然推动房价拔地而起的根本原因。

  根据经济规律,通常,库存大、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价格就会下跌。库存越大、产能过剩越严重,跌势持续时间越长,跌幅越大。当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供应就会减少。同时,当价格下跌到市场能够接受的程度,与消费对接,调整就算告一段落。

  中国可以从源头上影响供应,通过供应影响价格。

  中国的情况完全打破了这一规律。在库存大、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直接卡住源头,收紧供应。同时,通过货币贬值压力带来的紧张效应,引发抢购,促使价格飞涨。这种现象在经济史上也算是非常罕见的,但非常有效。于是,在去房地产库存的过程中,房价上涨。在去产能的过程中,相关产能过剩严重的品种价格上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在“通常”的状况下,供应、消费都是市场化的,无论是供应端还是需求端,都是无数的主体,没有人能够轻易操纵市场,影响价格。而在中国,供应掌握在有关部门手中,行政权力可以直接从源头上影响供应,通过供应影响价格。

  这就是为什么,在房价低迷的情况下,从2015年底开始的去库存化运动,突然推动房价拔地而起的根本原因。

  而这一做法,正在房地产库存严重的三四线城市上演,做法非常简单,收紧土地供应。人民网1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库存严重三四线城市或暂停供地”的报道: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当天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土地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中特别提到,“对去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要减少以至暂停住宅用地供应”。

  人为控制供应的结果就是抑制消费。

  如果供应端收紧,就能成功控制价格。问题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否可以一直被忽略、漠视乃至蔑视?

  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7960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年12月回落1.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创下2006年2月以来最低。消费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消费的低迷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而消费低迷的原因,与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密切相关。

  高房价从三个方面影响消费:

  1·高房价成为许多家庭沉重的负担

  那些需要买房而没有买房的人,也需要通过节衣缩食来积攒买房的钱。

  2·房价飞涨,拉动房租上涨

  房租的成本将纳入到商品中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从而,抑制消费。

  3·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贬值

  货币贬值会稀释民众的财富,稀释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影响消费。

  高房价正在封堵贫者跨代上升之路。

  高房价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命门。房价上涨的神话不破灭,资金脱虚入实就同样是一个神话。而房价上涨的神话一旦破灭,金融安全、政府的财税收入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就成了一种图腾。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把生殖器当成图腾,这种原始的图腾代表着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当房地产成为一种新的图腾,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图腾所蕴含的意义呢?这种图腾跟原始社会相比,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2015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报道,其中提到: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高房价正在成为导致“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最重要推手。

  《后汉书·仲长统传》曰:“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汉书食货列传》云:“各安其居而乐其业”。当住房的居住功能被削弱,而成为炒作的工具。当兢兢业业做实业一生不如炒房者一年的收入,这不是简单的能否安居乐业的问题了,而是人民日报那篇报道所提及的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问题。无论何时,贫者的上升通道被封堵,都比贫困本身所带来的后果显得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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